一、遗址概况
杨家坝遗址位于武隆区羊角街道，地处乌江右（东）岸一级台地，隔乌江与杨家湾遗址相望。遗址东距盐井峡盐业遗址2公里，老武隆县城遗址4.5公里。台地呈三角形，东接自然冲沟，北邻民居，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图一）
图一 杨家坝遗址远景
遗址于2012年由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在武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的考古调查中发现。2015年夏，为配合三峡水库消落区的考古发掘项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武隆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所对杨家坝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550平方米，本次发掘的文化堆积以宋代为主。2023年9~11月，为配合重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建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武隆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灰沟、灰坑、墓葬、柱洞、红烧土硬面等遗迹9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90余件。（图二）
图二 杨家坝遗址完工图
二、主要遗存（一）明代遗存
1.红烧土硬面
1处。开口于②层下，叠压③层及G1。平面为东西走向，并向东、西两端以及向北延伸。揭露面积近300平方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2～7.5米，厚0.04～0.07米。因后期种树扰乱严重，西侧红烧土面保存较差，东侧保存较好。红烧土面较平整，坚硬。包含碎石渣、小石子以及零星碎瓷片，小石子自西向东逐渐减少。（图三、图四）
图三 红烧土硬面全景图
图四 红烧土硬面局部图
（二）宋元遗存
1.灰沟
共5处。以G1为例。
G1 开口于②层下，叠压③层，北部沟口被红烧土硬面叠压。平面为东西向的长条形。东西揭露长22米，并向东西两端延伸，南北揭露宽3.6～4.5米，南侧沟口叠压于南壁下，深0.06～0.66米。斜壁向下，壁面粗糙，沟底自东向西呈3°的坡状。出土陶瓷片多为器物口沿及腹底部，可辨器型有灰陶筒瓦，陶盆，红胎白釉瓷碗，白瓷碗，酱釉碗以及少量青花瓷片等。（图五）
图五 G1完工图
2.灰坑
共27处。以H8、H18、H19及H20为例。
H8 开口于③层下，向下至生土。平面呈近圆形，坑口直径0.92米，深0.38米。周壁向内渐收至底部，圜。出土陶瓷片多为器物口沿及腹底部，可辨器型有缸胎罐、红胎白釉瓷碗，酱釉碗等。（图六）
图六 H8完工图
H18 开口于③层下，向下至生土。平面呈圆形，坑口直径0.8米，深0.4米。周壁向内渐收至底部，圜底。出土陶瓷片多为器物口沿及腹底部，可辨器型有缸胎罐。（图七）
图七 H18完工图
H19 开口于③层下，向下至生土，南部被G1打破。平面呈不规则形，口大底小。坑口东西长1.18 米，南北残宽0.52米，坑底东西长0.72米，南北宽0.66米 ，深0.56米。壁面向内渐收，斜直向下至底，底部较平。出土陶瓷片多为器物口沿及腹底部，可辨器型有缸胎罐、红胎白釉瓷碗，白瓷碗（盏），酱釉碗（碟）等。（图八）
图八 H19完工图
H20 开口于③层下，向下至生土。平面呈近圆角正方形，上方下圆，东西长0.98 米，南北宽0.88米，深0.56米。斜壁向下，近圜底。出土陶瓷片多为器物口沿及腹底部，可辨器型有缸胎罐、红胎白釉瓷碗，黑釉碗（碟）等。（图九）
图九 H20完工图
3.墓葬
共6座。以M5、M6为例。
M5 开口于③层下，向下至生土。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口距地表深0.4米。揭露墓圹东西长0.56～1.24米，宽0.52米，深0.26米。直壁向下，未发现棺木痕迹。墓主头向东，头向151°，面向、性别不详。未发现随葬品。（图一〇）
图一一 M6完工图
图一二 M5与M6关系图
4.柱洞
共57处。均开口于③层下，向下至生土。形制结构基本一致，平面大致呈圆形，近直壁，平底。直径为 0.16～0.25米，深 0.13～0.50米。洞内堆积均为浅灰黑色土，土质结构较硬，包含有炭屑、烧土颗粒等，部分柱洞出土有零星鹅卵石碎块。（图一三、图一四）。
图一四 柱洞分布图
三、出土遗物
出土器物标本以陶瓷器为主，石器、铜铁器较少。陶器以红褐缸胎为主，部分施黄釉，器类有罐、盆、盏、筒瓦等；瓷器则是以红褐胎和白胎为主，器表施青釉、黄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器类有碗、盏、杯、罐、盆等。（图一五）
图一五 杨家坝遗址出土遗物
四、收获与认识
（一）遗址的年代
本次考古发掘共发现清理遗迹98处，包括墓葬6座、柱洞57处、灰坑29座、灰沟5条及红烧土硬面1处。出土陶、瓷、铜、铁、石等各类器物标本97件（套），以陶瓷器为主，石器、铜铁器较少。陶器以红褐缸胎为主，部分施黄釉，器类有罐、盆、盏、筒瓦等；瓷器则是以红褐胎和白胎为主，器表施青釉、黄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器类有碗、盏、杯、罐、盆等。这批陶瓷器在重庆地区的宋元遗址中较为常见，其中瓷碗、盏、杯等器物的形制特征与涪陵石沱遗址宋元遗存[1]、云阳晒经遗址宋代遗存[2]的同类器较为相似，年代也应相近，可大致定为宋元时期。
（二）遗址的性质
杨家坝遗址发现的遗迹多为灰坑、灰沟及柱洞，遗迹类型较为单一，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大面积红烧土硬面的发现，对于判断遗址性质具有较为重要作用。结合周边考古发现可知，在遗址溯乌江而上约2公里的盐井峡发现有盐业遗址，发现了盐井、人工平台、盐灶、摩崖石刻等遗迹，确认这是一处明清时期的制盐遗址。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发掘者推测盐井峡盐业遗址可能是宋代白马盐场下辖的武龙咸泉所在地。杨家坝遗址发现较为特殊的红烧土硬面遗迹和较为单纯的宋元遗存，且遗址地处盐井峡下游的出峡口，地理位置关键，或许可能与当时的盐井峡盐业遗址及白马盐场有一定联系。另据当地老盐工介绍，民国时期曾有专人将盐井峡遗址流出的盐水用船顺乌江而下装运至杨家坝及对岸的杨家湾进行贩卖，说明了杨家坝与盐井峡在时代更晚的民国时期仍有紧密联系。
杨家坝遗址南面为乌江的石床滩，明代万历《重庆府志》记载石床滩有龙泉盐井，“（永乐九年）二月，户部奏开涪州武隆县盐井，从之。时户部言涪州武隆县石床滩有龙泉盐井，近河，夏秋为水所没，春冬煎盐可二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斤，宜以属郁山盐井课司，提督开煎，从之。”[3]由此可知，该地区明代的制盐点也可能在石床滩南岸的杨家坝或北岸的杨家湾附近。
综上所述，杨家坝遗址很可能与宋代白马盐场有一定联系，在南宋及明清两个时期与制盐产业关系密切，因此我们推测本次发掘的大面积红烧土硬面很可能就是制盐活动的遗留。然而，受限于铁路保护范围目前揭露面积有限，对该遗迹及遗址的性质判断还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发掘和科技检测工作。
注释：
[1]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涪陵区博物馆：《涪陵石沱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13~757页。
[2]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云阳晒经》，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192页。
[3] （明）张文燿修，邹廷彦纂：《重庆府志》卷六十一《事纪八》，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图文：唐 勇 李萌葳
责编：董永嘉
编辑：刘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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